ovcs 法院对行政裁罚适当性进行的审查、评价，与刑事量罚所做的工作几无差别。
鉴于预防机制改良的过程性、长期性及其内部性，在宪制框架下增设纠错程序，集中优势资源处理存疑个案，有利于提升制度效能、监督刚性和审查质量，充分贯彻法制统一的宪法目标，因此实行事前预防与事后纠错的双轨模式更符合中国实际。（3）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公法微信公众号公布的案例（14件）。
[3]我国的备案审查已形成党委、人大、政府、军队及法院4+1多元体系，由于篇幅所限，加之军队、党委备案审查制度的特殊性以及法院备案审查制度还未规范化展开，本文仅讨论人大和政府的备案审查制度。[31]参见焦洪昌、江溯：《论我国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的双重属性——以〈宪法〉第41条为分析基础》，载《政法论丛》2018年第3期。[28]因此，备案审查事后纠错制度是在保证法制统一目标下对备案审查制度的一种修正和补充，其现实意义特别重大。由于柔性处理阶段具有事实上的最终性，书面审查意见就相当于备案审查的最终结论。公民等提出审查建议，审查机关不会直接受理，而需根据一定的筛选条件来具体审查，从而具有选择启动权。
五是，阻碍党中央政令的施行。审查阶段则针对受理的规范性文件广泛征求意见、调研，最后作出审查报告，提出是否需要纠正。然而，它们又基本采取的是本文认为严重涉嫌禁止不当联结原则的不特定失信与不特定惩戒的联结模式。
常规情况下，惩戒措施系针对失信行为者本人而发，此是责任自负原则的体现，属于正当关联，自无疑议。若某类违法行为并未达到普遍严重，并未达到非失信联合惩戒不足以有效应对的程度，那么，就不应该将其与公共信用失信信息挂钩。第二，失信行为与失信惩戒之间的不当联结，即不分类别、不分领域、不分失信行为轻重的惩戒现象严重。(34)科技部牵头的20个部门联合制定的规范，于2019年9月25日发布并实施。
这个结合涉及《人民陪审员法》对人民陪审员资格的规则。毕竟，子女是否在前期为就读私立学校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而不仅仅单靠被执行人的财产，子女是否在私立学校已经就读一段时间甚至临近毕业学年或学期，突然离开是否会对子女造成极大不利等等，都是需要慎重考量的。
由于下文在讨论具体惩戒措施与失信行为联结问题时，将予以更为细致的展开，故在此简单而言，若惩戒措施仅限于失信行为发生领域的加强监管(如失信记录、提醒告诫、重点监管等)，规范文本规定此类特定惩戒措施可适用于所有被合法、合理认定为失信的行为，并不构成不当联结。即便该办法第4条第2款有关于私募基金从业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的规定，即便将其解释为一般性的、跨领域的守法义务(另一种解释就是在私募投资基金领域的守法义务)，也不能将之作为跨领域实施失信联合惩戒的法规范基础。再者，规范文本设置可普遍适用于任何失信情形而不问失信具体情形的惩戒措施，或许可以认定是违反不当联结禁止原则的，但这仅仅是一种情形。(四)多项多类行为列举式 多项多类行为列举式是国家机关规范文本对多项多类失信行为予以一并列举。
此类设定多见于社会信用的地方综合立法(以下简称地方综合立法)，在两类规范中出现：一类规范是关于公共信用信息目录编制的，与信用主体无关。尽管在这两种联结模式中，具体到其确定的某项惩戒与失信是否是正当关联问题，如对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检查频次或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或可得出正当的答案，但其总体上透露出来的以尽可能多的限制措施来解决社会、经济监管问题的意图，就相当于国家无限制地结合各种武器对付人民(63)。(60)李声高：《失信治理连带责任的法理质辩与规则适用》，《法学杂志》2019年第2期。(74)例如，参见徐佐彦：《大众信用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兼评睢宁信用评价风波》，《人民论坛》2010年第17期，第198页。
加强监管类信用惩戒措施在本事项/领域的实施，并不直接限制或剥夺失信行为者的权益，与失信行为的联结在一般情况下是正当的。最后，就过惩相当而言，惩戒需与行为人之失信程度相匹配，不得明显过度、显失公正。
⑩例如，在普通法系，与禁止不当联结原则意涵相近的是法院司法审查中对正当目的(proper purposes)和相关考虑(relevant considerations)的审查。(68)与之前本文批评的《公务员法》不同，后者是把禁止录用公务员的惩戒措施与所有失信行为挂钩，难以判断此种结合——如交通违法失信惩戒与担任公务员资格的关联——是否符合或有助于公务员法的目的。
(4)不得委托其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再纵观该办法第23条关于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托管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及其他私募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所不得从事的行为的规定，除第(九)项属兜底条款外，前八项无一不与私募投资基金业务相关，无一项明确或隐含对婚姻登记严重失信的自然人应当实施差别对待。必要原则似乎对此无能为力。(62)李声高：《失信治理连带责任的法理质辩与规则适用》，《法学杂志》2019年第2期。1.惩戒措施与失信行为在惩戒对象维度上的联结 失信行为由行为者和行为两部分构成，讨论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的联结，不能避开其中任一部分。而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由41个部门签署的《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43)，共列出43项可供选择的惩戒措施。
(45) 而严重失信惩戒措施基本包括：(1)限制进入相关市场。(56)信息技术的利用可以克服距离的局限，但与此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治理合法性或正当性(legitimacy)的问题：政府是否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提供的可能性，监督所有行为，并使其符合政府所希望的一切规范——法律的、纪律的、约定的、道德的、职业伦理的等？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曾经出现一种倾向，即把违法、违纪、违约、违反道德和职业伦理的行为都纳入失信范畴
在万祥云诉吉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案中，法院以行为人违法行为发生的部分原因是交通信号灯设置不科学为由判决撤销处罚。(36)法院在处罚裁量审查中对于平等原则运用十分灵活，但问题的关键是：以平等原则作为过罚相当的分析工具是否合适？ 平等原则与过罚相当原则一样，具有适用于行政量罚审查，尤其是行政量罚是否明显不当评判的正当性。
如果行政量罚涉及过罚相当原则之外的因素，宜具体援引其他具体的行政法一般原则。酌定裁罚因素本身带有裁量性，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乃至上下级法院之间，往往会对其作出不同判断。
(14)司法实践中，也有典型判决持此立场，如在前述陈超案中，法院即是透过过罚相当来解释比例原则的。(54)这些观点总体上对裁量司法审查适用滥用职权标准持反对立场。(38)同前注(17)，哈特穆特·毛雷尔书，第129-131页。不过，二者所追求的正义维度有别，前者寻求主体之间的正义，而公正系单一主体自身的行为与责任均衡而言。
⑦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甘行终511号行政判决书。参见[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6、85页。
⑦该判决一并将过罚相当原则及行政法一般原则中的比例原则、合理性原则作为说理依据。参见余凌云：《对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第28页。
(13)参见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行政法学理的更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页。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54-257页。
其中，尤其是对量刑情节的构造分析，可以为行政量罚所借鉴。但目前比例原则主要还是1998年《人权法》下的考虑因素，适用于对基本人权的限制措施的合法性审查当中，除此之外，仍然适用温斯伯里标准。(68)需要说明的是，持续时间在有的领域已被作为法定裁罚因素固定下来，如《反垄断法》第49条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确定具体罚款数额时，应当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和持续的时间等因素。同时，处罚结果明显不当的评判方式，除了将处罚与违法行为进行均衡外，还可与他人所受之处罚、处罚所取得的社会收益进行比较。
1.过罚相当原则与行政法一般原则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具体说来，行政法一般原则与过罚相当原则是否构成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即后者系前者在行政处罚领域的具体化吗？过罚相当原则的适用须搭配行政法一般原则，并以其作为分析框架吗？ 2.行政量罚中的不相关考虑是否居于过罚相当原则的射程之内？过罚相当条款设定了一般裁罚因素，如果行政量罚对其中某些应予考量的裁罚因素未予考虑，当然构成对过罚相当原则的背反。该条款所设定的四个一般裁罚因素，从整体上来说属于强制性裁罚因素，量罚时必须对四个一般裁罚因素所涵盖的具体裁罚因素纳入考量，而对一般罚款因素覆盖范围之外的因素不得予以考量。
(16)参见章剑生等：《行政法判例百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61页。属于事前裁罚因素的具体形态，主要表现为行为人违法前的一贯表现，特别是有无实施过类似违法行为。
当然，上述三种适用类型并非泾渭分明，有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非决断性之原则的存在，是裁判过程以及法律推理的一个重要特征。
